阿瑟·韦利与艾米·洛威尔的李白研究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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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韦利 (Arthur Waley, 1889—1966) 是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 艾米·洛威尔 (Amy Lowell, 1874—1925) 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意象派”女诗人, 这两个看似并不直接相关的人产生交集缘于中国诗人李白。在阿瑟·韦利的汉学翻译与研究中, 他撰写过论文《诗人李白》 (“The Poet Li Po”, 1918) 与传记《李白的生平与诗歌》 (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 1950) , 前后共翻译过32首李白的诗歌。而艾米·洛威尔与她的挚友—汉学家弗洛伦斯·艾思柯 (Florence Ayscough, 1878—1942) 曾于1921年合译出版汉诗英译集《松花笺》 (Fir-Flower Tablets:Poems from the Chinese) , 全书收录翻译了132首中国古诗, 其中尤以李白的诗歌为最, 多达94首, 从中可见李白在译者心目中的分量。此外他们的另一个交集是, 都曾亲历过20世纪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阿瑟·韦利本人也写诗, 曾经与“意象派”诗人领袖庞德 (Ezra Pound, 1885—1972) 交往密切。而艾米·洛威尔也是受到庞德的影响, 于1913年前往伦敦, 成为“意象派”中的一员, 并成为这一诗歌运动的后期领袖。


这种共同的诗学背景影响了阿瑟·韦利和艾米·洛威尔对李白诗歌的认识, 但他们对李白其人其诗的评价却有较大的差异。本文即以阿瑟·韦利与艾米·洛威尔的李白研究为对象, 探讨他们对李白其人其诗的认识与评价, 以及分析这些观念形成的背景和原因。


一、阿瑟·韦利与艾米·洛威尔翻译李白诗歌的基本情况

阿瑟·韦利是英语世界中较早对李白诗歌进行翻译的学者。1916年阿瑟·韦利自费出版了50本《汉诗选》 (Chinese Poems) , (1) 书中共收译诗52首, 其中翻译了李白的《春思》《越中览古》和《乌栖曲》。1918年11月, 阿瑟·韦利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举办的中国研究会上宣读了他的中国诗人专题论文—《诗人李白》, (2) 其中有23首李白译诗。同年在《汉诗一百七十首》的基础上, 阿瑟·韦利出版了《汉诗续编》 (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 (1) 全书70首译诗中包括李白的《月下独酌》 (其一、其二、其三) 、《夏日山中》《春日醉起言志》《自遣》《题元丹丘山居》和《晓晴》八首诗。除《春日醉起言志》外, 其余都收录在《诗人李白》一文中。1950年, 阿瑟·韦利出版了《李白的生平与诗歌》, (2) 该书在论文《诗人李白》的基础上, 更系统地为西方读者介绍了李白其人其诗, 其中完整翻译了32首诗歌, 还有六首诗、两篇文章和赋作的节选。


艾米·洛威尔有关李白诗歌的翻译是在阿瑟·韦利的《诗人李白》发表之后。1921年她和合作者弗洛伦斯·艾思柯 (Florence Ayscough, 1878—1942) 出版了汉诗译集—《松花笺》。书中首先列出的是11位唐五代诗人, 并由李白冠领其列, 收其作品94首, 杜甫15首, 王维3首, 白居易、刘禹锡、牛希济、丘为、綦毋潜、孟郊、韦应物、温庭筠均1首, 由此可见译者对李白诗歌的喜爱。在正文开始前是洛威尔撰写的“序言”和艾思柯撰写的“导言”。6页的“序言”主要是《松花笺》的编撰情况及洛威尔对汉诗的理解。77页的“导言”则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学文化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介绍和描述, 而“导言”中最多的笔墨还是分配给了李白。“导言”中还多次提到阿瑟·韦利的李白研究, 并且对后者有关李白的一些认识进行了富有针对性的批驳。


在李白译诗选目上, 由于阿瑟·韦利重视汉诗的可译性, 不喜欢大量使用典故的汉诗, 所以在《诗人李白》一文中阿瑟·韦利援引了白居易《与元九书》、 (3) 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4) 释惠洪《冷斋夜话》载王安石《四家诗》语、 (5)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载《钟山语录》引王安石语等资料, (6) 认同宋人提出的李诗两大缺陷。首先, 阿瑟·韦利认为李白的长诗存在结构上的缺陷 (ill-constructed) , 因为当要表达一种惊世骇俗的感情时, 诗人会在全诗的首四句竭力抒怀, 剩下的部分则主要是这一主旨的重复。 (7) 其次, 李白的诗歌在题材上缺少变化。阿瑟·韦利认同王安石所言李白诗歌的两大主题是“妇人与酒”, 并且认为其中有关妇人的诗篇并不是在赞美爱情, 而是表达弃妇的感情。 (8)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再反观《诗人李白》译诗选目, 我们发现阿瑟·韦利并没有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而全部选取“妇人与酒”题材的作品, 相反其译诗体裁和题材类型都比较丰富, 表现出一个汉学家相对客观的立场。当然他也表现出一定的偏好, 即篇幅较为短小的交游诗和闲适诗似乎更受其青睐。阿瑟·韦利对语言平实、题材日常、风格娴雅的闲适诗一贯比较偏爱, 这也是他大量翻译白居易诗的原因之一。


在《李白的生平与诗歌》中, 阿瑟·韦利还翻译了《河岳英灵集》所录13首李白诗歌, 他认为745年至753年 (天宝四年至天宝十二年) 是李白创作的高峰时期, 而《河岳英灵集》所录13首作品都创作于这一时期。阿瑟·韦利提出,


正如我所说的, 李白是以数量不多的诗而被读者熟知的伟大诗人。他的其他作品也值得研究, 主要是因为只有把他的作品视为一个整体, 那些典型和杰出的篇章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李白也有不少名篇是在宫廷奉制而作, 粲誉古今。但这些奉制之作即便流芳千古, 因它们不是为诗歌之美而作, 所以我也将不会介绍这类作品。 (1)


从这一选诗标准来看, 阿瑟·韦利的翻译并不注重政治功利色彩, 相反他重视诗歌独立的艺术价值, 而宴别酬唱和待诏应制之作因缺少艺术的独特性都没有进入其翻译视野。


相形之下, 《松花笺》所译李白作品各体兼备, 共译李白赋3篇, 乐府诗34首, 古体30首, 近体诗30首, 词1首。但从译诗排列方式上判断, 译者未必具有自觉的辨体意识, 因为作品排列各体交错, 并无章法可寻。此外, 艾思柯在“导言”中还特别指出李白的短诗总是值得赞誉, 不但结构完整, 而且结局又出人意表。相形之下, 艾思柯认为李白长诗的结构却不尽如人意:“他驾驭着自己的感情, 但却没有力量使它一点点达到高潮。诗歌在一开始就燃烧了读者, 接下来若干行仍保持着同一个感情维度, 然后好像变得疲弱, 以至于诗人有必要尽快地收尾。例如《清平乐》《蜀道难》《剑阁赋》都有这样的情况。” (2) 这种意见显然是受到了阿瑟·韦利的影响。但在诗歌题材狭窄这一点上, 艾思柯却仿佛要为李白辩护, 其云:


中国的评论家抱怨说李白诗歌的主题太过琐琗, 表现的范围有些窄。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在其创作中赠别诗、弃妇诗、思乡诗、战争诗和饮酒诗数量众多, 但质量亦是上乘。像《清平乐》《愁阳春赋》《久别离》这些诗都充满了真实的感情。在饮酒诗《月下独酌》《春日醉起言志》中则表现出一种不可复制的幽默感。而在极富夸张的《蜀道难》《北上行》《剑阁赋》中表现出诗人对山的热爱, 山仿佛存在于他的血脉之中, 而对于大海诗人好像就没有这种亲密的感情。 (3)


在《松花笺》译者看来, 李白在赠别诗、弃妇诗、思乡诗、战争诗和饮酒诗等方面的创作都可圈可点, 而这与诗人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艾思柯在“导言”描述李白的生平经历时认为, 他“具有一种生气勃勃、狂热的天性, 表现出文学的野心。……而漫游和隐居的生活深刻地影响了李白的创作, 使得他对自然有一种与生俱来, 同时又超乎寻常的热爱”。 (4) 另外她也批驳了王安石的“妇人与酒”主题说, 认为“这是在某种程度上让人发怒的评语, 一个伟大的改革家 (指王安石) 往往很少对诗歌批评表现出必要的同情。妇人与酒是很丰富的题材, 关键是如何处理?肯定不能是无意义和肮脏的表述。李白不是一个说教式的诗人, 20世纪的我们应该对此加以感谢”。 (5) 艾思柯认为李白诗歌缺少政治教化内容是值得肯定的, 这体现出中西读者对李白诗歌的不同理解。


二、阿瑟·韦利与艾米·洛威尔对李白认识之异同

阿瑟·韦利对李白的认识与评价集中在《李白的生平与诗歌》最后几页, 其中有如下重要结论。首先, 阿瑟·韦利认为狂放不羁的个性特征、四处漫游的生活方式使李白成为“典型的唐代波西米亚 (Bohemian) 式诗人”。正因为不愿意受到社会规则的约束, 李白成为唐代极少数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诗人。


李白是人们最熟悉的中国早期诗人, 我们可能很容易将其视为典型的唐代波西米亚式诗人。如果我们将李白的一生与其同时代的诗人相比, 会发现他与众不同, 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的著名诗人, 也从未获得任何正式的官职。……至于李白为什么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 现在也只能推测, 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留给我们任何线索。如果我们发现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有一位年轻人, 不参加这样一个考试—一个他的同龄人和朋友都参加的考试, 尤其当这个考试作为人生的开始, 对一代人都会起到关键性影响的时候, 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觉得自己通过考试的可能性不大。李白不参加科举考试的原因可能亦是如此。与传统考试不同的是, 科举考试不仅要求写作标准化文章, 同时要求对儒家经典熟识于心, 而这些只有通过长期辛勤的学习才可获得。另一方面, 科举考试中还有与政治、经济相关的试题, 这些都是一个正经历奋斗的年轻人可能会考虑的问题。但在李白的青年时期, 在他身处的饮酒作乐的圈子里, 这些话题可能很少被人提及。另外, 李白深知自己要获得必要的推荐是十分困难的, 因为如果受到举荐的应试者行为不当的话, 那么推荐人也会受到影响。李白可能同时怀疑自己是否具备时刻保持清醒直到考试结束的能力。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与同时代的著名诗人相比, 李白终其一生都是一介布衣。 (1)


其次, 阿瑟·韦利认为素有“谪仙人”美誉的李白实际上是一个“酒鬼”。在书中阿瑟·韦利多次描述了李白在人际交往中因纵酒而产生的失礼行为, 例如, 李白在谒见荆州长史韩朝宗时, 只长揖而未行跪拜之礼, 正是因为纵酒。而且阿瑟·韦利认为李白不参加科举考试的原因也可能是他无法在考试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 所以李白终其一生未获得任何官职, 原因在于“他是一个酒鬼 (drunkard) , 如果把他安排在一个需要承担责任的职位上, 他一定会陷入很大的麻烦之中”。 (2) 但李白自己却“似乎从未把醉酒当作自己不适合做官的原因”。 (3) 在这一点上, 阿瑟·韦利和宋代把纵酒当作李白人品“污下”的道学家保持了一致的立场。


最后, 阿瑟·韦利认为李白是一个自私冷漠之人。在他看来, “我们如果以注重道德的标准来衡量李白, 那么显然会有很多人对此加以反对, 批评他的道德品行。李白作品中的诗人是自负 (boastful) 、冷酷 (callous) 、挥霍 (dissipated) 、不负责任 (irresponsible) 和不诚实 (untruthful) 的。他宣称自己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慷慨。但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 而且他的慷慨看上去经常给予了那些不是很需要帮助的人”。 (4) 因为漠然于世事, “李白笔下很少有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印迹……他和杜甫不一样, 很少表现现实生活的苦难……除了在狱中的诗作外, 他对所经历的‘安史之乱’几乎没有表现出个人的不适。对于遭受苦难的广大百姓, 他也漠不关心。他似乎要使自己疏离于那个时代”。 (5) 阿瑟·韦利还引用《与贾少公书》中“白……才微识浅, 无足济时, 虽中原横溃, 将何以救之……徒尘忝幕府, 终不能力”几句话, 作为李白对“安史之乱”漠不关心的证据。


翻阅史籍我们发现, 阿瑟·韦利对李白的人格认识与宋人苏辙、罗大经有相似之处。苏辙在《诗病五事》中批评李白道:“李白诗类其为人, 骏发豪放, 华而不实, 好事喜名, 而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 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 此岂其诚能也哉?……杜甫有好义之心, 白所不及也。” (6) 罗大经在《鹤林玉露》卷六则云:“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 作为歌诗, 不过豪侠使气, 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 其可同年语哉!” (7)


但艾米·洛威尔和弗洛伦斯·艾思柯在《松花笺》中对李白的评价却要高于阿瑟·韦利, 她们特别欣赏李白诗歌的抒情特质, 认为这是李白诗歌最大的特点, “李白的诗歌充满了冲击力和惊异感, 他最好的作品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愉悦感”, (1) “他在描写方面是最伟大的, 他的诗歌充满了人类的感情和渴望……毫无疑问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 (2) “充满了人类的感情和渴望”, 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 译者将李白冠之以“平民诗人”的称号:


中国学者一般是以如下顺序排列他们最重要的诗人:杜甫、李白和白居易。很自然任何一个文学和任何一个民族也想去了解这样伟大的诗人。在他们中间我特别推崇李白, 因为李白的诗歌具有一种普遍的抒情性。韦利先生已经把他的主要精力都贡献给了白居易。而杜甫的诗是非常难翻译的, 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 他的诗歌很少有英文版本, 这里只收录了他的一些简单的作品。……我在“导言”一开始已经谈到为什么本书给李白留出这么多篇幅。研究中国文学的英国作家喜欢宣称李白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然而中国人自己却更愿意把这样的赞誉留给杜甫。我们可以认为李白是平民诗人 (the people’s poet) , 而杜甫是学者诗人 (the poet of scholars) 。 (3)


在她们看来, 李白的诗歌是“从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题材, 并能将个体特定的感受转化成人类普遍的感情”。 (4)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林庚先生的提法—“李白的布衣感”。但细绎之下, 林庚先生所言“李白的布衣感”着眼点是李白诗歌的政治性, 其内涵包括平权意识、任贤观念和非战思想, 强调与统治阶级对立的实质。 (5) 而艾思柯称李白是“平民诗人”, 强调的是李白诗歌日常化的题材与人类普遍性的感情, 在这个意义上她与裴斐先生的认识更接近。裴斐先生在《李白与月—兼论李白性格的叛逆性与平民性》一文中曾指出:“从李白诗歌中还能看出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李白。这个世界里的李白不谈政治, 也很少发牢骚, 而主要是赞美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歌咏友情, 抒发思乡、相思、惜别、怀古这样一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共有的感情 (均不具有特定的社会内容) ;其中出现的人物形象, 如游侠、商人、歌妓、农民、农妇、船夫、工匠、酒叟、当垆女、采莲女等等, 绝大多数属于下层社会。诗人笔下的这个世界充满光明和人生的情趣, 从中看见的李白主要给人以天真淳朴和性情温和的印象—这就是在日常生活和同下层社会接触中的李白, 表现出人人都会感到亲切的平民性格。” (6)


三、阿瑟·韦利与艾米·洛威尔李白研究之评价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阿瑟·韦利对李白的认识与宋人“抑李”的倾向比较相似。裴斐先生在《历代李白评价述评》一文中曾提出, 历史上抑李扬杜主要发生在宋代, 其标准在“质”不在“文”, 所以宋人总是极力诋毁李白的人格和作品内容, 原因在于宋人以儒为宗, 把政治标准当作衡量文学的首要标准。 (7) 薛天纬先生在《李白精神的历史认识过程》一文亦指出, 宋人对李白的指摘“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李白诗歌与行事的实际, 另一方面, 批评者是以儒家诗教的政治标准来评价李白之诗, 又以儒家关于士人安身立命的一般准则来评价李白其人”。 (8) 而身在异域的阿瑟·韦利亦持此论, 其原因何在?江岚在《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一书中认为:“韦利对李白的偏见并非从研读史料中得来, 而是早已存在。引用史料只不过是为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支持他的偏见而已。” (1) 张弘在《中国文学在英国》一书中亦批评道:“对韦利这位杰出汉学家, 我们还是深怀敬意的。然而读完这段话 (即“自负、冷酷、挥霍、不负责任和不诚实”) , 却不能不使人失笑。原来在韦利博士博学的脑袋上, 紧箍着一顶维多利亚时期学究的小帽。” (2) 以这两位学者的意见, “偏见”是植根于民族文化与时代思潮之中。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如果把产生偏见的原因全部归结为译者身后的文化背景, 那未免有些低估阿瑟·韦利作为一位严肃学者的学术品质与判断力。所以我们应该继续追问的是, 为什么阿瑟·韦利所受到的文化思潮之影响会使他认同宋人的观念, 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张弘所言“紧箍着一顶维多利亚时期学究的小帽”是指阿瑟·韦利受到维多利亚时代思潮的影响。王佐良、周珏良先生主编的《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对此描述道:“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潮是, 人是有理性的, 他有能力追求真理和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动。基于这种对人性的基本信念, 当然就会对知识、道德和社会进步具有乐观的看法, 对生活也乐观有信心。” (3) 美国学者戴维·罗伯兹 (David Roberts) 所著《英国史:1688年至今》 (A History of England:1688 to the Present) 亦云:“在有教养的维多利亚的人生观中无不保有对人生的认真态度”, (4) “认真的道德意识成了维多利亚主义的核心”, (5) “绝对戒酒, 是伦敦1/10的木匠所遵循的。这不是一件假作正经的事, 而是一宗最可宝贵的良好习惯。……在他们眼里, 饮酒就会引起争吵、斗殴、乱伦和饥饿。” (6) 英国传统上把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64年 (1837—1901年) 以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1914年期间都称为维多利亚时代, 而其实际影响持续的时间更长。在维多利亚时代, 阿瑟·韦利正经历了自己世界观的形成时期, 并开始汉学翻译与研究的初步尝试。


此外, 还有时代诗学观念对阿瑟·韦利的影响。1915年美国诗人庞德出版了根据东方学者欧内斯特·费诺罗萨 (Ernest Fenollosa) 的遗稿而译成的中国古诗选本—《华夏集》 (Cathay) , 引起了英美诗坛对中国古诗的关注, 并产生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诗歌运动。这一文学流派反对“语言上的模糊和繁缛”, 注重简洁、鲜明的意象, 主张直抒本意, 崇尚自然, 选材自由。 (7) 当时庞德在英国活动频繁, 而阿瑟·韦利与他们交往密切, 他回忆道:“那个时候周一晚上经常会有聚会, 庞德常常参加……我们进行了很多关于诗歌和诗歌技巧的讨论。” (8)


然而颇有意味的是, 上述英国社会的时代思潮与诗学观念竟然和宋代存在某种相似性。例如, 莫励锋、黄天骥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卷曾提出, “宋人已把自我人格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 一切事功仅是人格修养的外部表现而已。……他们可以向内心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 去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自由。……宋人认为个人的努力和贡献是整个传统或整个阶层中的一部分, 应当受到理性和道德的制约。” (9) 所以如果以理性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诗人李白, 李白狂放不羁的性格、感性散漫的行为方式自然与宋人的道学立场不符, 也与英国绅士的准则格格不入。而阿瑟·韦利之所以赞赏白居易就是因为其诗歌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自我反省精神。在审美追求上, 宋诗以平淡为美, 注重对日常生活题材的开拓, 选材角度趋向日常性和世俗化, 具有平易近人的特点。这些追求与“意象派”诗歌运动的主张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个人性情上, 阿瑟·韦利也是倾向于理智、平和与淡泊, 阿瑟·韦利的学生伊凡·莫里斯 (Ivan Morris) 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极为有趣的西方隐士 (recluse) ”, 而且伊凡·莫里斯还提到很多人都将其视为“隐士”。 (1) 由此可见, 阿瑟·韦利之所以与宋人“抑李”的倾向产生共鸣, 其实不仅有来自本民族时代思潮与诗学观念的影响,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与宋代文人的生活态度、审美情趣有很多相似处, 再加上个人性情与兴趣所发挥的作用, 这些是思想共鸣产生的前提。


而《松花笺》译者之所以欣赏李白诗歌的抒情性, 也多少受到了“意象派”诗学主张的影响。洛威尔则是这一诗歌运动第三阶段的领袖, 她在《美国诗歌的新趋向》 (Tendencies in Modern American Poetry) 一书的序言中曾说:“是什么让今天的诗人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那便是诗歌外观的整体差异。曾经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理念’在今天已经消失, 让位于其他要素。诗歌表达的是人的内心, 所以它从最微小的地方折射出这种转变。” (2) 这种认识也是强调诗歌的抒情本质, 强调个体的情感表达。


翻译汉诗的经历也影响了洛威尔自己的诗歌创作。1921年她出版了诗集《浮世绘》 (Pictures of the Floating World) , 其中有一组“汉风集” (Chinoiseries) 是模仿中国古诗的, 一共七首:《沉思》 (Reflections) 、《落雪》 (Falling Snow) 、《霜》 (Hoar-Frost) 、《金叶屏风》 (Gold-Leaf Screen) 、《诗人之妻》 (A Poet’s Wife) 、《春望》 (Spring Longing) 、《李太白》 (Li T’ai Po) , 这些诗歌题目本身就充满了中国意味。其中《李太白》一诗以诗人宫廷岁月的放浪不羁和酒醉捉月的传奇为场景, 反复出现的月、河、云、柳、酒和梦也是李白诗歌的常见意象, 叙述视角则在“你” (you) ——李白和“我” (I) ——洛威尔之间互相转换。全诗把握住了李白神秘、浪漫、狂放的精神气质, 形成了一种追忆与对话。有趣的是, 《松花笺》翻译了《将进酒》, 而在《李太白》一诗中洛威尔直接把“会须一饮三百杯”放入了自己的诗句, 这大概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致意。


结语

综上所述, 阿瑟·韦利重视李白诗歌独立的艺术价值, 对其题材日常、风格娴雅的交游诗、闲适诗特别青睐;艾米·洛威尔和弗洛伦斯·艾思柯的《松花笺》欣赏李白诗歌普遍的抒情特质。总之他们都更重视李白诗歌的艺术特征。而与中国研究者的认识相比, 我们发现中西读者对李白诗歌的兴趣点不太一致。阿瑟·韦利所赞赏的诗歌题材的日常性, 《松花笺》所说的“平民诗人” (people’s poet) , 似乎都主要肯定李白诗歌所表现的共同人性, 或曰平民百姓的生活和情感;而中国学者却似乎更注重解读李白诗歌的政治性, 林庚先生所推崇的“李白的布衣感”强调的是与统治阶级的对立性;裴斐先生首先肯定的是李白性格的“叛逆性”, 似乎把“平民性”放在次要的范畴。在一般通行的认识中, “平民性”可以理解为表现平民的日常生活, 传达人类普遍的感情, 其范畴比较概括;“政治性”主要是表现相关的政治事件和政治态度, 其内容比较具体。西方读者之所以更容易注意并欣赏李白诗歌的抒情特质, 主要是因为诗人和读者本来就有共同的人性, 即使对那些历史背景知识缺少了解的读者也完全可以产生共鸣, 这无关乎地域和种族之别。而中国学者之所以更关注李白诗歌的政治内容, 是因为他们对历史背景、诗人身世有更具体的了解, 对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内容更加敏感, 也更容易产生感同身受的理解。从《松花笺》译者对李白的认识来看, 李白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伟大诗人, 并不是因为诗人所表现出的独特民族性格, 或者诗歌所呈现出的深广的政治内容, 而恰恰是因为把这种独特性和政治性加以过滤后, 剩下的中西相通的普遍人性。只有这一点才可以超越地域和种族的藩篱, 获得广泛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