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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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也是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思索的重要命题。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发展历史的国家,在农耕时代,因为受限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导致普通老百姓很难解决自身温饱问题,因此中国人民实现幸福的道路漫长而曲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修身立德”“民本思想”“大同理想”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对于幸福的追求。


一、在道德完善方面坚持修身立德

传统文化层面对于幸福的探究分析,最初始于春秋时期的“尚福,威用六极”思想,儒家、墨家等均对其展开过讨论和发展。“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福者,人之所欲,皆向往之。“五福”的定义和描述,从多角度将福的传统诉求进行了完备表达。在传统文化当中,“五福”幸福观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实现幸福要素的综合汇总,进而形成一种直观标准,用于衡量人是否获取到幸福。古人往往将幸福和道德进行统一,将美好道德视为幸福的具体形式和表现。富贵、长寿等皆是外在要素,通常都是命中注定的,幸福当中只有道德能够被人所自我把握,并通过后天努力实现。


传统思想和文化体系当中强调修身的重要性。儒家思想高度重视修身,将修身立德作为通往幸福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论述就将修身具体分为养心和修德两方面,最终实现人在道德人格层面的完善。儒释道崇尚“德福报应”的思想,将道德与幸福一体化,《易经》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正是这一思想的有力印证。儒家思想围绕品德修身形成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论断,孔子云:“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荀子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皆是强调要以忠、孝、仁、义、礼、智、信等良好品德在社会中守正自己的位置,守好内心,便可得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福。如此可见,儒释道把对于福的认识和追求,都建立在德性论思想的基础之上。


二、在国家治理方面贯彻民本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当提及幸福观时,民本思想通常是非常关键的思想依据和发展资源。儒家思想中强调以人为本这一概念,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天地之间,人是具备感知能力,具有创造力的万物之灵,人的价值理应得到显现。但是人也不能不考虑其他因素,将自我定位于天地主宰者,人的主观能动性要体现在“赞天地之化育”,不单纯是去发挥自身的天赋和本性,应主动去展现天赋,结合自身优势和性格特性,达到天人合一,实现万物之间的和谐共处,长久发展。


民本思想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治国理政方面。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如《尚书》中就指出早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出现民本的相关观念,《尚书·洪范》中提到:民本思想,即所谓“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是也。周朝的“敬德保民”思想以及通过建立礼乐文明而形成的政治伦理思想极大地丰富了《洪范》中民本思想的内容,从而建立了以道德为基础的思想体系。自此,历代帝王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民本思想被广泛应用且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理性化、科学化的统治大法。孟子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民本思想加以系统化。孟子的经典名句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便是民本思想的重要诠释。封建时期,儒家思想长时间被统治阶级视为正统思想,统治阶级在主流思想影响下也就更为青睐民本思想。历史当中的一些明君,往往都是民本思想较好的践行者,他们注重缓和社会矛盾,确保国家能够长治久安,达到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状态。


三、在世界情怀方面彰显大同理想

天下大同这一观念产生于数千年前的尧舜时期,影响范围较为广泛,涵盖华夏民族及外域民族。“天下”在古代,多指中国范围内的全部土地或者指全国。“大同”则是中国古代的观念,它指的是人类可以达到的理想世界,相当于西方描绘的“乌托邦”,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大同世界,最初是儒家宣扬的“人人为公”的理想境域,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思想底框。“大同”思想源远流长。《诗经》中《硕鼠》篇就曾把贵族剥削者比成一只害人不浅的大老鼠,并且发出了决心逃离这只大老鼠的“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的呼声。《尚书·尧典》当中出现了协和万邦的内容记载,从前后传承关系看,万邦在地理范围等方面与天下呈现出一体性。自古以来,我国就有世界大同的情怀,认为广泛世界当中存在大同的追求。《礼记》一书中最先出现了“大同”和“小康”的概念,这部由戴圣编纂的经典之作对于秦汉时期在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内容都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天下大同”的学说观点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带来深远的历史影响。《礼记》当中指出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这一段内容主要是指在一个大道通行的时代背景前提下,财产应该属于全民,国家管理应该交给品德高尚、博学多才的人去管理,社会当中要营造诚信友爱的良好氛围,人们不仅仅需要对自己的亲人孝顺疼爱,也要胸怀大爱,使所有年迈之人能够享有安逸的晚年,青壮年能够把自己的才干有效展现、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弱势群体如残疾人都可以得到赡养。男人能够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女人能够有好的归宿得到幸福。人们要珍惜社会财富,主动投入到辛勤劳动中去,为非作歹的情况和不劳而获的现象不会产生和出现,此乃理想状态下的大同世界。“大同”和“小康”的相关概念是《礼记·礼运》中孔子对于过去存在的社会状态的描述,天下大同是孔子的理想,基本特征是每个人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每个家庭相亲相爱、安居乐业,没有贫穷贵贱的区别,没有惨绝人寰的战争,此乃“大同世界”。孔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华民族应该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强调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只有民族团结了,社稷才能稳定,经济才能进步,社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繁荣昌盛。“小康”则出自明成祖朱棣说过的话:“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他所谓的小康是一种比较安定的社会形态。而我国现在的小康是指为中国广大群众所享有的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比较殷实的一种生活状态。两者除了社会制度形态的差别,其意义其实相差不大,都是对社会稳定的憧憬,美好生活的向往。“小康”一词后来也被儒家用来形容“大同”思想较低级的一种社会形态。这两个概念也已经成为传统文化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思想,也成为传统文化崇尚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使得传统文化更具思想导向性。“大同”和“小康”是两个层次的概念,“大同”是高级理想和终极目标,而“小康”则是当前的初级理想和阶段性目标,虽然在传统社会中都没能真正实现,但仍不影响它成为人们所向往的美好社会状态。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精神资源进行挖掘和激活,能够有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更具创造性、创新性的发展,使之与新时代对接,使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从内心情感转向实际行动,而这种有机转换,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深远意义。